不断加深中央集权的同时，北条氏一门也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官化、公卿化的迹象，北条氏为扼制地方豪族做大，任命嫡脉、庶流出镇国郡守护、大社宫司，论及权势更胜平氏数筹不止。

　　昔日源平武家兴起之初，唯有源平御家人，亲信干臣才能担任的庄司代官，早已沦为了落魄武士才会去担任卑贱差事，以北条德宗为首的诸多权门，则完全沦为依靠在幕府权柄，坐食膏禄的庸才。

　　武石高广与春日显国话里的客套，却是真的客套，。是真个当真了，恐怕反会给人落下个不知进退的评价、

　　伊达政衡详装惶恐，说道：“奉行是坂东知名的能吏；大解助清贵羽林，族中有得到官家钦定，足以媲美三十六歌仙的雅士。藤七郎一个无知后辈，没有因为失职受到训责。心中已经欢喜，怎敢奢求得到如此赞许呢？”

　　武石高广无需赘言，春日显国出身的北畠家庶流，他这一脉中以中纳言北畠具信为首，其人尤善和歌连曲，精通音律，后醍醐天皇曾将之赞许为今朝歌仙。

　　北畠具行的名声自无需外人吹捧，但听到自家宗长受到敬仰，春日显国亦难免生出几分自得之心.所以也不吝啬赞誉之词，笑道：“中纳言曾自言，音律不过小道末技耳，何如玄惠学僧身披禅衣，心服阙里，兴仲尼之道，移东鲁之风，尽得阳禅阴儒之道。单以学问来论，能胜过者也是寥寥可数。”

　　玄惠学僧六岁便在天台宗剃度出家，修习佛法禅理，后拜入在藤原英房门下，师徒两人两人年龄相差虽大，但却是亦师亦友，世人将之传为一段佳话。

　　以至于惊动了当时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派人延请当时方才十六岁的玄惠前往镰仓，为自己讲“四书”、《孝经》，并论及为政之道，颇得北条时宗尊重。

　　两人初次相见之时，北条时宗曾出言询问：“何为儒者之学。玄惠回答道：“世间有‘小人儒’与‘君子儒’之分，又有达儒、腐儒、直儒、曲儒之别。”

　　“君子儒，讲习仁义之道，得心躬行，自纲常彝伦之大，至起居饮食之细，幽而鬼神之道，显而至天地之理，周通无遗；其心活动，左右自在，当事接物，应机从变，无所涩滞，言行一致，心貌和同。”

　　“事君父以此道，使臣妾以此道，推之至治国平天下，皆莫非此道，皆谓之道义之学。”玄惠如此推崇躬行实践的“君子儒”，仿佛要以“君子儒”作为北条时宗施政作人的范本。

　　北条时宗稍稍肃容，又问玄惠：“何为道义之学？”

　　玄惠答曰：“道义之学，备具于四书中而无缺。三纲五常之道，足以维持天地。诸子百家弗能变更之，但明晓此心，莫若禅性。心乃身之主，万事之根也。”

　　武石高广、春日显国两人俱是权势家门，恰是相得益彰，伊达政衡出身虽不算高，但勉强也算是藤原北家一脉，况且还有藤原英房这样天下名重的长者为亲师，足以并列而谈。

　　此时被“学僧问答”这件逸闻引开了话题，免不得要说一些京都名人的趣事，要么就是议论一番陆奥国内的武家，气氛很是融洽，

　　看着三人笑语晏晏，在一旁引路的伊势贞长很是艳羡，别说敢大胆开口附和插话了，他甚至连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都听不明懂。1

　　至于在上官面前做出的英姿雄武，武石、春日两位大人更是无一理睬，不觉大为失落。

　　虽说他与伊达政衡都算是御家人，可须知武士与武士之间亦有上下差别。

　　十几里路说远不远，没过多久便到了久留村外，待随从入内将地头侍找来，把葉车、随从留在外面，只四五人进入村内。

　　走近之后伊达政衡放眼观瞧，看见用黄土垒成的墙垣，久留村住民不少，百来户的规模，就经济条件来说的话，恐怕是附近村落规模最大的一个。

　　墙垣高大，外间环绕一圈堀沟，从远处的浅利川中引入流入，清澈见底，自有土路将门户与大道相连，不时有百姓进进出出。

　　堀沟与墙垣之间，种植的尽是枳树、桑葚，枝繁叶茂，灰白粗糙的矮树犹如一条横带也似，绕墙环抱，许多孩童在此玩耍。

　　一行人身着袍服，腰间悬配太刀，来往的百姓无不退让行礼。

　　武石高广抚须言道：“近些年来天下纷乱，动荡不休。关东十五国幸赖有长崎入道主持‘永仁德政’方使百姓稍稍恢复几分元气，得见安居乐业。”

　　春日显国虽是公卿，闻言却也是点头感慨：“是啊！昔年从京都应召仕官，自东海道至奥州沿途所见诸国郡乡、庄园中田亩荒弃，饿死者众，入道相国虽乾纲独断，夺三司权柄于一人之手，但却是为了拯救生民，德比武侯（诸葛亮）的贤能。”

　　两人所说的长崎入道，出身与镰仓幕府的其他御家人、御内人的出身都不同，并非是当年追随源赖朝起兵的旧臣，而是出自桓武平氏之后。

　　昔年源平合战，平清盛的亲孙子平资盛在坛之浦海战里战败投海自尽，但是他的儿子平盛纲被同族的分家北条氏暗中庇护，后因封地在伊豆国的长崎乡，所以改苗字为长崎，历代担任内管领一职，

　　长崎圆喜借助“嘉元治乱”彻底架空北条氏之后，隐居在幕后操纵侍所所司、内管领和寄合三大强力机构，为当年被斥为幕贼的安达泰盛平反鸣冤，因而笼络了安达氏为首的一派御家人倒戈至麾下，自此掌握镰仓幕府，威倾天下。1

　　甚至就连后醍醐天皇，在中正之变过后，都被迫派遣大臣万里小路宣房前往镰仓，向长崎圆喜当面谢罪。

　　故而，世人常以平清盛的入道相国的名号，来称呼这位平家权臣。

　　只是“入道相国”这个令人恐惧的恶名，内中含义却是变得令人心悦诚服的敬畏。

　　长崎圆喜是权臣，却非是藤原仲麻吕、妖僧道镜一流的奸佞，反而是为北条氏一门的存续幕府基业，殚精竭虑。

　　因而亲自主持‘永仁德政’并上书幕府，痛陈弊政，希望能够与民休息：“权要豪势之家，交通国郡，欺侮愚弱；蓄养土仓商众恃取高訾，择利兼并，售必膏腴，削减国家税数，至人入其田宅而不承贡赋者。贫民下户，疲于奔命，闲有黎庶敢言诉陈；御家武士，俯首忍辱，因不堪番役，奔逃为盗者不胜枚举。官吏附势，不同推剖，至有田宅以尽、命数归阴者，而税籍犹在册账……”

　　短短数言，字字浸血如墨，凡有一二人心者无不落泪。

　　简单来说，镰仓末年繁重的税赋和劳役负担，全部集中在了底层百姓和御家人身上，而以北条氏为首的诸多权贵依旧在豪奢生活中纸醉金迷，享乐不休。

　　非但不体恤黔首生存的艰苦，反而是通过有德商开设的土仓，国衙开设的借米，进一步的掠夺民脂民膏。

　　底层百姓苦不堪言，甚至连失去田宅而逃亡的流民，乃至早已经死去多年之人的名字，却仍旧躺在郡国征税账册上，荒谬至此，镰仓末年的乱象可见一斑。

　　人口虽然离散殆尽，但层层追加的赋税，却仍旧是要例行收取，至于找不到人怎么办，那就只能转嫁其他百姓的头上，然后造成更加恶劣的循环。

　　如此一来，百姓们如若等不到幕府颁布的德政敕令，免除借债，或者是重新分配到土地的话，自然就只剩下三条路可走。

　　百姓们或是逃散为牢浪，否则就只有卖身投庇到豪族的庄园内为奴为婢，要么就只能揭竿而起，反抗幕府的横征暴敛。

　　这也是为镰仓末年各国户口不断减少，但每次爆发国政一揆的乱兵人数，却在与日俱增的主要缘故。

　　在经过大约数年的筹划准备，在庆长元年，正式颁布了什一税法。

　　长崎圆喜在其《什一大判令》的奏章中，一方面指责平安、镰仓两朝所行租庸调税法乃“民之大蠧”，另一面以“三世一身法”为依据，又引《垦田永世私财法》所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为标准，进行对于田赋、财税二项的制度革新。

　　天下户口，由所在国司、守护据当时实准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杂税），规划土地为上、中、下、劣四等田制，不按旧籍帐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的旧账数字）去摊及邻保。

　　“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全部废黜，仅保留丁额不废。新入籍田户等纳钱役，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

　　过去享受免输不入的寺田，所在郡国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凡上番戍边的奉公众，鳏寡孤独不济者，可以免半税赋，此外敛者，以枉法论。

　　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来逐渐替代过去以庄园为基准的征税原则，试图以清查隐匿户数，实缴赋税的手段，来从侧面逼迫各地豪族、寺社将侵吞的土地归还给幕府，然后幕府借用这些新田，均分给贫苦百姓耕种，来缓解官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