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个人图书馆》的作者：日本古典（侵删）
【前言】
镰仓幕府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武家政权，其政治格局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初创、前期，以及末期。
初创为源赖朝开幕至河内栋梁断绝，前期则是以北条氏为首的十三评定众合议制度。
而贴近本文小说《太平记》的镰仓末期，则是指在幕府政治方面从开创了“德宗”专制之道的北条时赖死去和北条时宗接班开始，为明显的分界线。1
在公家政权方面则以后嵯峨上皇死后，导致皇族为争夺大位出现所谓的“两统迭立”开始，到幕府崩溃为止的这一段并不算漫长的时期。
概观一下这个时期的幕府政治的动向的话，首先可以指出，时宗继承了父亲时赖的路线，使幕府政治越发朝着得宗专制的形式转变，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排斥与消灭非北条一门的评定众。
接着，以蒙古袭来为契机，幕府在“异国警固”的名义下使公家政权为代表的朝廷方，被迫承认幕府对本所一领地内检地、算民与征收赋税的权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衙原本负责民政的职权逐渐为守护侵夺，幕府的统治权和支配权显著地得到了强大和扩大。
为强化幕府体制，北条一族将要地所在令制国的守护职集中于自己手中，德宗强化了对一族惣领制的支配；因此更加促进了德宗专制政治。与之同时，北条一族及得得被官（御内人）一边控制了军事和交通上的要冲，一面使用各种明面暗里的手段，在全日本扩展了领地。
不过，这同时也使北条一族与外样御家人的对立变得不可避免。另外，在这个时代，也不能忽视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分割继承制的推行与御家人役的沉重负担，失去领地的弱小御家人逐渐地增加了这一点。
在幕府尽管再三地执行御家人保护政策，蒙古袭来以后这样的倾向，却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防备不知何时会再现的外敌侵略，最终幕府到崩溃之日也不能放松军备，而其负担使御家人们深陷苦海。
这也正说明了蒙古袭来的外压，绝非像骤雨暴降那样云消雾散之后，就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是给予了以后的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了很大的作用力及影响。
这样一来，与北条氏存在对立的有力御家人和对幕府拖延蒙古合战恩赏的行径不满的穷困、弱小的御家人逐渐背反幕府。
一方面，在京都的朝廷，后嵯峨上皇死后，皇统分裂为持明院统与大觉寺统，围绕皇位，两统之间不断地重复着争斗。并且，不管本身是否愿意，幕府也被卷入了皇统争夺的旋涡中，以五摄家为首的公卿势力也因为政治动荡造成的诸多问题，将不满向位于镰仓的幕府集中了起来。
从这样的不满与基于通过蒙古袭来以后幕府的支配权限的强化和扩大，朝廷将不免沦为幕府的附庸的危机感出发，最终发展到了后醍醐天皇为中心的势力谋划倒幕的密谋的地步。
其结果，经过正中之变、元弘之变，反幕府势力数次遭到强硬镇压非但没有瓦解消散，反而逐渐地牢固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实体，而且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幕府的支柱御家人纷纷走向离反，幕府最终崩溃。
一方面，关于朝廷和幕府的关系，也并非是单纯的对立状态，其上层的统治阶级在彻底决裂前，仍旧是处于一种相互斗争，相互依附的状态，并一同致力于对日本的统治，即后世的【权门政体学说】
话说如此，但经过几个政治阶段演变，公卿被置于武家的强有力的干涉下，其统治职权还是大部分移行到了幕府手中。
因此，即镰仓后期的政治过程而言，幕府占据着主导的立场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德宗专制的确立——从“游僧主”北条时赖到“天下人杰”北条时宗】
自1263年到1264年（弘长三年—文永元年），镰仓幕府的政治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继开德宗专制政治先河的北条时赖之后，评定众的首席、一番引付头人大佛朝直，执权北条（赤桥）长时等幕府的支配者相继死去，而且因为继承时赖的得宗北条时宗年纪尚小，还不具备领导幕府的能力。
正可以说是突然出现了一个空白时期。
虽然，幕府采取了让北条一族的宗老、第六代执权极乐寺长时伟人的连署北条政村临危受命，出任幕府执权，而年仅十四岁的德宗时宗先行担任连署，一边加以监护，待其成人后再归还大位的临时举措。
但因为幕府本身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安定性，经历过“蒙古来袭”后的北条家同样损失惨重，难以镇压幕府内部，以及御家人之间产生的动摇，再加上主少国疑的顾虑，使得一直以来被前代执权北条时赖打压的势力，一度抬头，隐隐有东山再起的景气。
面对这样的事态，以北条政村为中心的新政权，首先通过增强对三司裁判的信服度，来让新政权能够取得御家人们的信赖感。（三司，即政所、问注、侍所）
1264（文永元）年10月、幕府新设了受理对诉讼原判不服的上诉申请的越诉机构。当时由二番引付头人金泽实时与三番引付头人安达泰盛出任越诉奉行。（《关东评定传》）。从这个越诉机构不光拥有单纯的原判撤消权限，还拥有附属的越诉的审理权限。
与实时和泰盛二人不久，就作为新政权的最高评定众参画幕政二点来看，此越诉机关之设置，除上述的目的之外，还可以看出这个在“蒙古来袭”后匆匆建立的新政权，有企图牢固掌握幕府的最高裁判权的意图。
新政权——不必说是反映了称为御内人的德宗被官们的意向的，采取的第二个方案是：为了确立得宗的地位，首先便是要镇压、排除对抗势力。
当前，作为拥有能够威胁到德宗，北条时宗地位的危险性的存在，可以举出三者：
第一，北条时宗的庶兄北条时辅。
第二，名越氏一族。
第三，乃是将军宗尊亲王。
首先来看北条时辅，尽管他较年长，却因为生母地位的不同落得庶子的下场（时宗的母亲是一族宗老北条重时之女，时辅的母亲是御家人小山长村之女，又是侍女出身）。但是只要时宗年纪幼小，而且幕府的首脑部处在转型变动阶段，如有企图拥立时辅掌握幕府实权的势力存在的话，对于时宗来说被换下台的可能性也是充分存在的。
新政权首先在1264年（文永元）年11月，任时辅为六波罗南方探题，打发其上京，使之远离镰仓，避免出现拥立谋逆的危险。
其次，名越氏号称北条一族中的强豪，以评定众首席、一番引付头人名越时章为首，名越氏占了评定众中北条一族之半，在幕府政治上有很大发言权。就如在北条时赖就任执权之后，名越光时拥护前将军赖经企图打倒时赖，时赖通过放逐光时始得开得宗专制之道一样。
时宗为了继承时赖的政治路线、确立并保持得宗的权力，就有必要抑制名越氏的势力。1266年（文永三）3月6日，幕府决定停止三方引付，重要裁判事项改由执权连署直接听断，一般裁判命问注所处理。
其目的就可以认为是废止由名越时章担任头人指挥的一番引付，抑制名越氏的势力。新政权首脑部通过前述越诉机关的设置与“重事直听断”的名义，将最高裁判权纳入掌中的同时，通过废止引付，自名越氏处剥夺并彻底地抑压了其所有的裁判权。
以上不管哪一个，都是北条氏的内部问题，尚可通过协商与利益交换达成一定的平衡性，但对于新政权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克服与将军权力的矛盾。
因为镰仓幕府原本是在镰仓殿（源赖朝）与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而构建的。所以即使是北条氏，也只不过是与一般御家人同等的存在，北条氏原本便没有支配广大御家人的权责的名义。
这样，在历代将军年纪尚小，在位时间尚短，同御家人之间没有结成紧密的主从关系之时，姑且不论。伴随着将军的成长与在职时间的增长，与同御家人之间主从关系的紧密化，就必然会形成以镰仓将军为中心，能够对抗北条氏的有力的政治势力。
四代将军九条赖经之所以遭到废黜的原因，正因如此。
1252（建长四）年，10岁时被迎为将军的宗尊亲王，在1264年已在职12年，终于开始以其为中心形成了政治势力。
恰当幕府执权、连署的变动期，真正支配者北条时宗年纪正尚幼，反而要受将军的压制。
对于得得而言，宗尊亲王自然成为了最为可怕的对手。1266（文永三）年6月20日，北条时宗、北条政村、金泽实时、安达泰盛等人参会于时宗私邸。不通告其他人，召开了德宗御前评定会，决定解除宗尊的将军职。
此后，仅三岁的惟康亲王就任将军之职，惟康亲王也在1289（正应二）年26岁，满在位23年之时被解职，和父亲宗尊亲王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通过裁判制度的改革，以及排挤当面对抗势力度过难关的幕府，一见政局安定，就在1267（文永四）年五月废止了越诉奉行。
但是，尽管政局在表面上得以安定，构成幕府基础的御家人们却在这个时期，开始被置于丧失领地的危险之中。这是当时钱货的流通开始繁盛，使金融活动活跃化，御家人们被卷入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的结果。
幕府为了保证御家人所领的安全，在12月26日的评定上，制定了以下三条法令：
（1）不问恩领私领，禁止御家人之间进行一切领地的典质和买卖。已经典质和卖出的领地，只要卖主付回本钱，就可以取回领地。御家人如果把领地典质或卖给非御家人，则没收其领地。
（2）禁止“他人和与”（无偿将领地让渡给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已经让出的领地，不问恩领还是私领，一律收公。
（3）已经离婚的妻妾若再嫁他人，收公其自前夫处让得的领地，非御家人出身的女子及白拍子、傀儡子等游女，若丈夫属御家人而知行其领地，没收其领地。（《中法》追加法433-435）
（译者按；所谓非御家人，按照幕府《沙汰未练书》的定义，指没有关东下文，但是拥有“侍”身份者。即同将军没有主从关系的武士）
这些规定中值得注意的是，幕府在根据一直以来的方针，极力防止御家人领地落入非御家人手中的同时，也开始警戒御家人之间的领地流动。这一点显示了御家人社会中也出现了贫困没落和富裕两极分化的倾向。
幕府对因前者的领地流入后者手中而出现失去领地的御家人（领地落入非御家人之手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从而带来御家人制度的动摇和崩溃感到恐惧的同时，也对走向富裕的御家人的强大化——成长为反北条势力这一点表示警戒。
基于此，幕府才制定了以上三条法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蒙古来袭使得的巨大变革，这条三条法令再度沦为空谈。
可对于正当一时，使政局得到稳定的幕府中枢却是缓过气来，正摩拳擦掌地要抑制御家人领地的流动，加强对于各个令制国掌控之时，携带着要求日本服属于蒙古的国书的高丽使者潘阜到达了对马，这是这些法令发布之前的十一月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