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过后，工人群众不等阿萨尼亚总统发布大赦令，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他们打开了监狱大门，释放了从1934年起就被关在牢里的工人。

　　2月16日，瓦伦西亚的全劳联示威者打开监狱，释放了之前被逮捕判刑的工人。

　　在奥维耶多，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亲自前往监狱，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被关押的700人。

　　当天，在西班牙全国总共有9000多人被释放。

　　2月17日，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工。

　　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有，立即恢复被监禁或被开除的工人的工作，给在黑暗的两年里被关押的所有工人发放国家赔偿金，提高工资，赶走老板的代理人，改善工作条件等。

　　除了这些由工会组织的罢工之外，还发生了一些政治性质更强的罢工、团结罢工、总罢工、地区罢工和局部罢工。

　　一些冲突持续了较长的时间，促使其他人觉醒起来投入斗争。

　　为了对付罢工，老板们关闭了工厂，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于此同时，农村地区出现了真正的革命形势。

　　人民阵线曾向渴求土地的农民承诺进行土地改革。

　　美国大使克洛德·鲍尔斯在日记中写道，西班牙农民都是些头脑简单举止粗鲁的生物，他们以为既然在大选中获胜了，就可以把胜利变成既成事实了，这完全是异想天开。

　　到了2月底，巴达霍斯省和卡塞雷斯省相继发生了强植行动，农民自发占领地主的土地，并在上面耕种和居住。

　　此后的几个月里，这种强植行动扩散到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安达卢西亚、卡斯蒂利亚，甚至是纳瓦拉。

　　4月份，阿尔卡拉·萨莫拉和阿尔布凯尔克公爵的土地都被占领了。

　　农民住进了大地主的庄园，并开始为自己耕种。

　　很快，农民就与国民警卫队发生了流血冲突。

　　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阿利坎特市附近的耶斯特镇，当地农民正在准备砍伐领主土地上的树木，国民警卫队进行了干预，逮捕了6个农民。

　　耶斯特的农民愤怒了。

　　在国民警卫队准备把被捕的农民运走的时候，他们用草叉、棍棒和石块攻击了国民警卫队。

　　国民警卫队开枪镇压，杀死了18个农民。

　　于是，城乡到处都笼罩着暴力的气氛。

　　人们在游行之后火烧教堂，或是在听到教士在搞阴谋的传闻后便烧了修道院。

　　此类事件还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所有制与现存秩序已经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同时，拉尔戈·卡巴耶洛逐渐成了正在来临的革命代表。

　　从4月6日开始，一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接手了他的《明晰》晚报编辑部。

　　他们的编辑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社青团就是卡巴耶洛的突击队。

　　5月1日，工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明晰》把这次游行称作工人大军向近在咫尺的最高权力发起了进军。

　　游行中的社青团员穿着统一的制服，高举拳头，高呼建立工人政府与红军的口号，给阿萨尼亚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

　　为了担任西班牙总理，卡巴耶洛甚至主动接近全劳联，并在全劳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参加了萨拉戈萨的一次隆重的会议。

　　《明晰》继续鼓舞自己的支持者，让他们保持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并预言社会主义必将迅速取得辉煌的胜利。

　　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中都会反复强调。

　　“我们想要的革命，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完成！”

　　“如果想在西班牙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就必须战胜资本家阶级，并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政权。”

　　他自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并不打算通过苏维埃（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由社会党来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他上台之前，他和他的支持者就在等待共和派政府暴露出无力解决西班牙的各种问题的证据。

　　但他们打算如何夺取政权呢？

　　他们并不清楚。

　　6月14日，他在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的奥维耶多城发表演讲，建议共和派总统立刻辞职，把所有事情全都留给工人阶级处理。

　　但是，阿萨尼亚总统居似乎永远不可能让他来领导内阁。

　　卡巴耶洛想通过社会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党的执委会掌握在普里耶托手里。

　　既然他没法控制党的机关，他又怎么能指望通过党来夺取政权呢？

　　因此，许多政治活动家都说他是一个玩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还不客气的指出，由于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掀起的暴力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恐惧，法西斯主义才能诞生。

　　卡巴耶洛经常高呼，工人不能因为害怕军事政变而减少革命行动。

　　这让不少人相信他已经预见到了只有发生军事政变，迫使政府把工人武装起来，才能让他上台。

　　无论如何，他曾在6月，也就是军事政变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请求阿萨尼亚把工人武装起来。

　　他无疑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是他未免太天真了。

　　俄国的列宁肯定不会采用“西班牙的列宁”的方法，至少不会用同样的形式。

　　卡巴耶洛在社会党内的对手普里耶托对他发出了最严厉的指控。

　　普里耶托认为，罢工、游行、骚乱和过分的政治要求都是幼稚的革命主义的产物，法西斯主义会利用它来恐吓中产阶级和资本家。

　　《明晰》的知识分子的预测、身着制服的社青团员的游行、热烈支持建立工人政府与红军的决议，只会吓坏富有的正派人。

　　这些正派人在过去18年里饱受反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恐吓，一听见革命两个字，马上就会激动地想到1917年的俄国的惨状.

　　契卡的恐怖，穷凶极恶的布尔什维克，大屠杀与饥荒。

　　普里耶托认为，如果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就会在绝望中投向将军们的怀抱。

　　5月1日，卡巴耶洛正在马德里扮演革命领袖，普里耶托则在昆卡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说。

　　他在演说中指出，自己的对手正在准备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将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而他要提供给大家的，是建设性的革命。

　　他还认为，第一个合理且可行的任务，应该是建立联合政府。

　　“社会党的任务，应该是与共和派合作，使工人阶级的权力牢不可破。”

　　这也就是说，要进行彻底而有效的土地改革，在农村地区发展灌溉，并实行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而这只有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才能做到。

　　所以，工人不应该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所无法满足的要求，这样会毁了资本主义经济。

　　地主豪强、贵族集团和教会组织肯定会发动武装叛乱。

　　但是，即便共和国军队能够击败叛乱，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最后也只能实现社会化的贫穷。

　　不过，在他看来，另外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即军方还可能会发动预防性的军事政变。

　　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这位社会党领袖指出，佛朗哥将军具有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将使他成为此类运动的重要领袖。

　　普里耶托还呼吁工人保持克制，不要做出任何可能激起政变的事。

　　《昆卡演说》无疑是阿萨尼亚政府的政治纲领。

　　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对它大加赞赏，称赞它是一篇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的雄文，并把普里耶托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另一位现实主义的社会党人）相提并论。

　　但是，这个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谨小慎微、循序渐进的改良的纲领，并没有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

　　只有革命的热情才能打动群众，他们每天都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投入新的政治活动。

　　与之相反，卡巴耶洛的同伴认为《昆卡纲领》就是公开的背叛。

　　他们谴责普里耶托的发言，这是在向佛朗哥乞求原谅。

　　实际上，普里耶托在昆卡就已经受到了暗杀威胁。

　　他和冈萨雷斯·佩尼亚、贝拉尔米诺·托马斯在艾西哈遭到了社青团的枪击，险些丧命。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执委会将原定于6月29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推迟到了10月召开。

　　7月1日，报纸发表了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

　　就在选举举行之前，拉尔戈·卡巴耶洛派就已经对选举进行了抵制、质疑与谴责。

　　最终，普里耶托派大获全胜。

　　冈萨雷斯·佩尼亚当选主席。

　　希梅内斯·阿苏瓦当选副主席。

　　拉蒙·拉莫内达当选为总书记。

　　于是，社会党的分裂似乎已不可避免。

　　6月16日，希尔·罗夫雷斯在议会发表演说，他引用了官方数据，介绍了大选后的国内气氛。

　　“在街头武斗中有269人死亡、1287人受伤、381栋建筑遭到攻击或损坏、43家报社遭到攻击或洗劫，另外海有146次炸弹袭击的企图。”

　　这些数据本身并无争议，但是这些伤亡和损失并不能全部怪到革命派头上，而这正是希尔·罗夫雷斯的打算。

　　其实，从2月开始，长枪党策划的系统的反革命活动就在不断增加。

　　就像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一样，长枪党的法西斯性质在街头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他们的目标是用恐怖和暴力打垮革命与工人运动。

　　他们袭击了政党的办公室与售报亭、集会与游行队伍。

　　在必须消灭一个敌人，或是必须杀鸡儆猴的时候，他们就会杀人。

　　大选后，长枪党开始进行武装斗争。

　　在马德里，一车车装备着自动武器的行动队员在工人区散布恐惧。

　　在安达卢西亚，每天都有人沦为雇佣杀手的牺牲品。

　　他们有双重目的，消灭阶级敌人，就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活动家、记者，以及帮助他们的法官和警察。

　　同时制造一种气氛，等到法律与秩序之友最终无法忍受这种气氛、但又无法可想的时候，就会把国家交给独裁者。

　　大选的失败，让许多保守派幻灭了，他们抛弃了合法夺权的希望，转而采取直接行动。

　　长枪党在2月取得了一定进展，右翼政党中的不满分子开始参加他们的队伍。

　　希尔·罗夫雷斯的党的青年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在拉蒙·塞拉诺·苏涅尔的带领下，投靠了长枪党。

　　由于犯下这些案件的人很少会承认自己属于哪一派，所以司法部门无法肯定地断言谁该为这些案件负责。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最著名的一些袭击事件，都是长枪党及其雇佣杀手所为。

　　包括针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未遂爆炸案、针对共和派奥尔特加·加塞特的爆炸案。

　　针对社会党副主席希梅内斯·德·阿苏瓦的爆炸案，导致负责保卫他的警察身亡。

　　4月14日游行中发生的主席台爆炸案。

　　社会党奥维耶多报社爆炸案。

　　还有大量政治谋杀案，比如圣塞巴斯蒂安的记者卡萨乌斯遇害案、桑坦德的社会党人马伦布雷斯遇害案。

　　法官佩德雷加尔遇害案，他判处一名长枪党杀手13年徒刑。

　　突击警察上尉法拉乌多遇害案，他在街上遇害，死在妻子怀里。

　　最后是7月12日发生的突击警察中尉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遇害案。

　　在4月14日之后的一系列街头武斗中，他成了长枪党的眼中钉。

　　就在全国面临社会与经济双重崩溃的压力时，西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